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,蒋介石在中国政府财政捉襟见肘、甚至不得不借助外援以维持的情况下,坚持对韩国临时政府给予大力援助。这其中有继承孙中山扶助弱小民族遗志的因素,也有联韩抗共的考量,甚至被指有置朝鲜于中国宗主权之下的意图。
1932年4月,日本已成功对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、热河战役,中国十九路军撤走不久,上海的日本军政要人借庆祝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,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。韩国青年尹奉吉混入会场,随后,日军上海占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被炸死,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。此事后被称为虹口公园爆炸案,也称虹口事件。
蒋介石闻讯后不禁感慨:韩国人在上海做了件大事,中国百万军队都做不到。虹口事件直接促成了蒋介石与事件策划者、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警务局长金九的会面。蒋介石对金九时说:“用恐怖手段杀死一个天皇还会出现一个天皇,杀死一个大将还会出现另一个大将。为了独立战争必须培训武官。”他答应继续为韩国培养军事人才,并给予财政上的援助。
其实蒋介石出于自身战略的考量,援助在中国的韩国政治势力一向积极。早在1921年,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时,设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即刻派出专使,希望得到资金及军事人员培训方面的援助。只是在自身被军阀势力环伺之下,当时的孙中山心有余而力不足。1927年,随着其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,继承孙中山衣钵的蒋介石终于有了援韩动力和实力。
蒋介石最初的目标是训练一支由韩人组成的武装组织,协助北伐军扫清东北张作霖势力。但随着“东北易帜”,名义上归属中央政府,蒋介石通过援韩牵制日本的色彩愈发浓厚。
随着日本完成对朝鲜半岛的完全占领,韩国国内的反抗势力遭到强力镇压。许多韩国志士转而向国外寻求复国希望。他们在中国东北成立“韩国独立军”,在海参崴建立大韩民国议会政府、汉城政府,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。
在韩国这些海外流亡势力中,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实力最强,也最具代表性。直到今天,仍被视为“韩国政府法统发源地”。虹口事件策划者金九后来成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,被尊为韩国国父。
他正是蒋介石当年援助的重点。日本在虹口事件后,出重金缉拿金九。蒋介石对其给予最高级别保护。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(简称“中统”)直接与金九联络。“中统”按月向金九提供活动经费,并在中国洛阳设立军官训练班,作为金九训练韩籍军事人员的基地。
除金九外,以金元凤为核心的“朝鲜民族革命党”也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援助。1924年金元凤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,接受系统军事训练。在校期间金元凤思想上同情共产党,站在左翼立场。1931年,九一八事变后,金元凤向蒋介石提出《中韩合作反日倒满》的建议书。蒋介石没有接受他的建议,但注意到他黄埔军校毕业的背景,秘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加以援助。
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金元凤的援助不止于资金上的支持,还在南京郊外的汤山开办“朝鲜革命干部训练班”,培养军事干部。1935年,金元凤宣布成立“朝鲜民族革命党”,成为当时韩国独立运动的第一大党。
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,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。中国对境内韩国独立势力的援助不再受日方掣肘,援助力度加大。
金元凤在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许可后,于1938年筹建武装力量“朝鲜义勇队”。金九领导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则随着南京国民政府迁至重庆,并于1940年组建“韩国光复军”。这样,在中国的朝鲜独立武装有两个,都得到中国政府的援助,且双方互不统属。于是,为争夺援助资源和韩国革命的正统性,两派斗争火药味愈益浓烈。
鉴于金元凤本人的“亲共”立场,蒋介石最后决定全力支持金九的韩国临时政府。“朝鲜义勇队”悉数纳入“韩国光复军”系统,而这一韩人武力,则由中国政府直接掌控。光复军参谋长和各处处长职务均由中国军人担任。
金元凤从此丧失了独自掌握的武装力量,对蒋介石心存怨恨。这被认为是二战结束后,他投奔朝鲜劳动党政权的主要原因。
另一方面,蒋介石虽全力援助金九领导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,但双方关系没有理顺。蒋介石碍于英美两国的立场不能在外交层面承认临时政府,以及对临时政府的军事干预与控制让金九产生不满情绪。
1942年,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二号人物赵素昂曾对美国驻华大使说:“中国想在打败日本后将朝鲜置于自己的宗主权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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